留声机

    9月25日上午，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逝世，终年53岁。噩耗震惊学界，令人唏嘘不已。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在纪录片《播种未来》里，钟扬说过这样一句话。而他留给未来的4000万颗种子，也可能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

    过去十几年，钟扬每年有一小半时间都在西藏收集种子。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林芝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藏地行路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西藏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可是倒数第一啊。”2001年复旦大学承担对口援藏工作，钟扬立刻报了名。青藏高原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左右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尤其是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就是在这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随处分布的植物不仅可做药物，其分布规律还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气候条件越恶劣的环境，植物越有研究价值。

    “在海拔4150米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拟南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杨永平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拟南芥是植物界的小白鼠，全世界有一半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通过分子生物学分析，钟扬找到的拟南芥揭示了青藏高原最后一次跟世界上其他拟南芥分开的时间，大约是在19万年前。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调查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钟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出野外时，他总是背着那个超级重的双肩包。“里面有工作笔记本电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候是学生论文，有时候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候是会议发言草稿。”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回忆，见缝插针是导师的工作日常。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种子方舟”

    学生们都还记得被迫吃光核桃的事。光核桃是一种核表面光滑的桃，极其难吃，目前只在藏药里有少许用处。但在钟扬看来，任何物种都有未知的潜在价值，没准将来它可以跟水蜜桃嫁接形成新品种。按照一种标本收集5000颗种子的目标，他们采了8000颗光核桃，吃桃、刷核、擦干、晾干，然后全部送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科学家们再筛选出5000粒，封存放进种子库。

    这个种子库就是中国西南植物种质资源库，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并列为世界三大种子库。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国差不多每天就有一种自然植物濒临灭绝甚至消失，储存低温休眠的种子是目前保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重要手段，相当于为保留物种建造一个“种子方舟”。在杨永平看来，钟扬是我国种子库建设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钟扬团队用7年时间收集的上千种植物种子，大概占西藏物种的1/5。钟扬的计划是，未来10年再完成20%的任务，这样他们大约能收集到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还有更多类似的课题组参与进来的话，20年后有可能完成75%的任务。

    现在，这个倾一生收集种子的人走了，但正如钟扬自己所说，他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在青藏高原埋下科学的种子

    在藏地漫长的科考路上，钟扬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需要一位科学家，还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西藏的生态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他们不一定对在高原上收集种子这种高劳动强度、低回报的工作有那么大帮助。”钟扬颇为得意的是，他的5个藏族博士毕业生有4个都留校工作了，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的教授。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自然基金项目，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现在，西藏大学这支“地方队”已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上比肩日本、欧美。

    “个人生命有限，但他在西藏完成了人的延伸。”杨永平进藏工作时常能碰到钟扬，他懂这个有青藏情怀的男人。

    听说钟扬有对双胞胎儿子，正在上高中，一个读汉语班，一个读藏语班。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去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