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7月21日 星期五
打造临床研究的“国家队”,支撑健康中国建设

砥砺奋进的五年·科技成果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一张泛黄的药品说明书在蒋立新手中展开,“用法用量”一栏中写道“最大剂量为每天40mg”。

    根据临床医学研究结果,这张旧说明书已经修改。“如果一直按这个剂量,中国人的肌肉损伤发生率将比国外的实验数据高出10倍。”作为心血管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蒋立新担忧,还有多少中国百姓服用的药品依据洋说明?

    “临床医疗中,需要更多的‘中国证据’‘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在今年两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强调在国家层面推进临床医学研究的迫切性。

    汇总超大数据量的“中国证据”,制定接地气的“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任务艰巨,一次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必不可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科技创新和信息化的引领支撑作用。2012年以来,科技部、卫计委、军委后勤保障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下“一盘棋”,打造临床研究的“国家队”,布局建设了32家中心,形成了联合26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2100余家医疗机构的协同创新网络,覆盖慢性肾病、恶性肿瘤等11个疾病领域。

    集结“中国证据”,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申昆玲一直在与最狡猾的敌人作战。“它们擅长变化,”作为呼吸科特级专家,她深谙“获得性肺炎细菌”的习性,“我们发现肺炎球菌甚至和人一样有南北差异。”

    “局地临床研究无法归纳出全面的习性。”受限于样本的地域广度,申昆玲们一直难开展普适性研究。

    如今,全国有9家三级单位的细菌标本会寄到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保存与研究。“后来又增加了两家二级单位,”网络的延伸让申昆玲欣慰,“我们归总出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菌耐药特点,为预防诊断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

    广袤的中国有着最多样的基层情况和疾病样本。集结“中国证据”不只翻山越岭,最艰难的是统一标准。“我们建立了标准化体系,血管病数据源集合已经发布。”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院士介绍,有专业人员负责安全监管和共享权限。

    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框架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联合214家三级医院、322家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建设了总量550万份大型心血管疾病生物样本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建立了47家核心成员单位、400余家网络成员的协同研究团队……

    “中国证据”的归总,在临床研究“国家队”手中转变成“中国标准”“中国方案”,5年时间,各中心自主或参与制定的诊治指南规范有151项、制定国家标准42个。得益于集结证据时形成的“网络”,这些以中国百姓的身体指标为依据的治疗策略和救助方案得以顺畅落地基层。

    以临床应用为“纲”,科研创新“落地有声”

    重基础、轻临床,是我国医学研究长期的布局特点。让医学成果走进病房、治病救人,就要扶正这架倾斜的“天平”。

    科技部等四部门使出推、拉组合拳。“用支持推动。”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吴远彬解释,“我们重点支持临床循证评价的研究以及基础和临床紧密结合的转化性研究。”

    “用考核拉动。”吴远彬说,是否制定了指导临床实践的指南和规范,成为评价标准。“科研创新要转化、要落地有声。”

    以临床应用为“纲”,彻底改变了临床医学环节科研布局“几乎空白”的状况。5年来,各中心完成了重大新药等科技成果专利年均91.3项,并与黔西南州人民医院等5个贫困地区形成了技术支援、远程指导、临床进修等长期合作,切实做到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经纳入国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这是一个新起点。”吴远彬介绍,已制定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运行绩效评估方案,将对中心实行动态管理、后补助办法,人才政策、定向委托、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集成支持措施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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