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杨 雪

    因为故宫办的一场追思会，何刚，一位平凡农民的凄苦一生被放大于公众面前——32年前毅然决然将所挖文物悉数捐献，32年里勤勤恳恳终抵挡不住生活贫困，小人物的悲情命运既高尚如清流，又卑微如蝼蚁，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在找不到坏人的悲剧里，何刚是首当其冲的厚道老实人。借钱买火车票进京献宝、不为“一袋子钱”所动全部交公，这些无论放在80年代还是现在，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看客容易麻木，但试想这事如果摊自己身上，在巨额的个人利益和保护国家文物之间，取舍绝对比刀割还痛。

    从对何刚求援的回应看，故宫也真的尽力了。毕竟，在无法可依、无例可循、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故宫并没有义务长期救助一个捐赠者。其实要说1984年的8000块奖金，并不是小数目。之后故宫在可能的权限范围内二度提供救助款，也是职能之外的事。还有农民之名登上“景仁榜”，在帝王宫苑为一介草民开追思会……都体现了故宫对待“凡人义举”的人文关怀。

    突然觉得何刚有点像“流血又流泪”的见义勇为英雄，选择了道德高点，把自己至于绝处。不过相比而言，何刚的“凡人义举”则更为凄凉——有温情的帮扶也敌不过长贫难顾的硬道理。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的错，但实际上，文物捐献制度的缺失难辞其咎。我国现有法律对主动上交文物者应享有的精神、物质奖励缺乏明确标准。也就是说，守护国家文物这么大的事，还在指望个人道德选择的“一念之间”，着实和当下经济发展趋势不匹配。

    农民挖出文物，可以算作我国文物出土的一大渠道。而由于国情特殊，应对这类文物捐赠者出台政策予以奖励，并在捐赠者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何刚事件前车可鉴，这是文物捐献制度早该补的课。但更重要的是，应根据捐赠的文物价值和发现地点、文物级别、时代等，制定出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标准，用一套可操作的文物捐献制度来保障文物和捐赠者双方的利益。

    今时不同往日，消费主义引领的社会，就算生活过得不错的，也没人嫌钱多。在守护文物这个问题上，总想着依赖“凡人义举”，不仅抠门，而且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