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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在遥远的年代,当古人类的脑形成商数达到某个临界点时,这很可能是他们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随着“自我”这个概念首次被明晰地认识到,随之而来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是“我是谁?”的延伸。无数人所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试图让原初的“我”在可预见的状态下存续下去,而非消失在天堂、地狱、彼岸或者其他什么不可测的环境下——毕竟,对于未知的畏惧是人类最为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除非环境所迫,否则渴望冒险的人永远只是少数,而人类社会中公权力的产生、确保社会结构延续的路径依赖作用的存在,也无不和这种“求不变”的潜意识息息相关。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早已证明,任何避免改变的尝试终归不可能成功。因为变化本身才是历史中唯一不变的。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当人们惊讶地发现,“我”正逐渐变得与过去的状态大相径庭、并开始对此感到本能地恐惧时,“异化”这一概念也就产生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异化”一词很可能是歧义最多、使用最为混乱的概念之一,在宗教人士、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眼中,它的释义多种多样,甚至相互矛盾。而当我们这些业余人士提起这一概念时,通常指两点:人类本身的异化,以及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异化。
“我不再是我”:人的异化
在上述两点之中,“人本身的异化”是相对直观且容易理解的。早在两千年前,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就以奇幻文学的形式描述了人类对于“人不成其为人”的可能性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一恐惧在两千年后又被卡夫卡以更加现代、也更晦暗的方式再度描述:在《变形记》中,不幸沦为甲虫的主人公终究没有遇上伊西斯女神搭救的好运,而是遭到了最可怕的命运:他不再是人,但却仍然有人记得他还是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他还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人。有比较才有痛苦,这种巨大落差的存在,事实上才是最可怕的。
由于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开风气之先”,对“人本身的异化”的探讨在近现代科幻文学中出现的时间可谓相当之早:在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七十万年后分化得截然不同、无法沟通的两个人类亚种就是在不同环境中分别演化的结果——住在地表的埃洛伊人柔弱、矮小且表现出了明显的幼态持续现象,而地底居民莫洛克人却个个强壮丑陋、野蛮粗悍,更像是18、19世纪人们想象中“邪恶的类人猿”而非智人。
随着生命科学在20世纪的持续进步,科幻作品中的“异化”也开始由相对被动且低效的进化转变为了主动的、有目的的自我改造。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可以算是对“人的自我改造”这一异化模式进行描写的前期集大成者,在赫氏笔下,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被彻底流水线化,分化成了从阿尔法到伊普西龙五个截然不同的种姓,如同蚁群般盲目地生活,于浑噩之中娱乐至死。
《黑客帝国》系列则将这种极权模式下的异化发展到了顶峰——虽然没人知道失去太阳能的机器为何不去使用水能、地热、核聚变这类更加省事的能源,而非要使用效率低下的生物电,但“人成为资源”这一设定从根本上冲击了人们潜意识中“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常识,这才是其令人心头发凉之处。类似的设定在80年代之后的各类流行科幻作品中大量涌现,诸如《战锤40000》中将人类改造成有生命的半机器人“机仆”,乃至将人脑制成代替计算机进行运算的“沉思者”,保罗·卢西加巴皮笔下的转基因“半兽人”,以及《逃出克隆岛》中被当做牲畜圈养的克隆人……可谓不胜枚举。
当然,在科幻作家们的想象中,人类自身的异化未必都发生在黑暗绝望的反乌托邦设定之下,阿西莫夫笔下的索拉利和盖亚就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例子——前者通过全面而彻底的自动化技术和对人的基因改造将人的社会属性剥夺无疑;后者则通过改造人而将人的社会属性无限扩大,而将作为生物人的理性自利压制到了最低限度,但却又保留了每一个个人最为珍贵的财富:独立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不过,与将人作为手段而实施的改造不同,无论是索拉利还是盖亚的实验,都是“以人为最终目的”而实施的,换言之,人本身的异化只是手段。
“我不再为我而生活”:社会关系的异化
与“人本身的异化”相比,“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异化”才是近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的焦点,而这一讨论其实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
在很多人眼里,远古的生活是艰苦不堪、难以忍受的,但事实却很可能恰恰相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通过研究发现,在农业革命之前,狩猎采集部落只需要一周工作16到20小时就能维持基本生存,比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法国还要少一半。相反,在农耕社会中,由于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外加过于密集的人口导致的传染病流行,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长期比不上农业革命之前的状态。在农业革命的初始阶段,种植农作物原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最终,人们却不得不为了种植农作物而生育更多的后代,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下挣扎。
到了工业社会,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的劳动”变得比农业社会更为明显。但或许是沾染了太多“现实主义”气息的缘故,在科幻领域中,对异化在社会层面上的描述长期显得有些前瞻性不足。无论是《美丽新世界》那种蜂巢式的异化社会,亦或是《灵魂之井》系列中所描述的、异化得更彻底的“工厂世界”,甚至是《战锤40000》里的机械教铸造世界,如果就经济学角度分析,事实上都不过是19—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形,回顾有余,前瞻不足。
直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转机:以《雪崩》《神经浪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作品首次将异化的人从纯粹的“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置于信息化商业社会中的“消费者”和“多余人”位置上,在它们描述的世界中,异化的人已经不是“为了劳动而生存”,而是“为了消费与享乐而生存”。
不过,即便是赛博朋克,其前瞻性仍旧是有限的——这点从赛博朋克普遍对未来抱有不乐观的心态就能看出来。大多数赛博朋克作品中的异化与其说是想象,倒不如说“写实”的成分更浓:无论是颓废的享乐主义、浮躁的消费主义还是自我价值的迷失,本质上都是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夸张与放大,而非推演与创新。
当然,文学具有社会指导功能,即便是科幻文学,完全脱离现实的天马行空也不可取。但事实上,只要人类文明还在发展进步,异化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哪怕是相对于我们百年之前的先辈,我们也已经“异化”得面目全非。而无论你是否愿意,在这个逆水行舟的时代,我们必将在有生之年经历更加广泛、全面、彻底的异化。我们可以影响甚至主导异化的过程,但不可能拒绝它。
所以,欢迎来到异化的未来。
(图片来源:搜狐壁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