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还有马甲，也为人熟知，比如，历史像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怎么打扮怎么是；又如，历史像块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当然，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看法。依我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讲的是客观结果，“真实”的历史确实只能无限接近，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无一不灌注了写史者的思想和感情，而此种思想和感情又受到写史者所处时代之限制。唐史中有宋史，只因唐史原是宋人修。但若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视作应然法则，既然历史无法复现，何妨六经注我、随意裁剪，那么读史写史将失去最基本的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真诚的写史者都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乃史家最深刻的悲哀，纵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哪怕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也无非落个“当代史”的结局；这也是史家最耀眼的荣光，以一已之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套用鲁迅的话，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

    读完张鸣先生“重说中国近代史”的前三部《开国之惑》《天国梦魇》《洋务自强》时，这些想法在脑中挥之不去。看得出来，张鸣对这套书寄予厚望。他在总序中多次提及“真相”二字，“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里的“真相”，不仅是真实的史事，而且是正确的解释。他说，“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得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这无疑是对历史真实的期待。他又说，近代史以前给人的印象是挨打受欺负的历史，但“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势，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这又是对历史解释的要求了。

    三本书分别写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就像空间有地标，历史也有“史标”，对“史标”的选择与定义，是历史叙事的首要任务。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翻开目录，“总论”之后，依次列出的就是“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可见此三事之“史标”意义，还可说明张鸣先生“重说近代史”的总体框架似未出现颠覆性变化，至少从前三部的书名来看是这样。说到书名，扯一句闲篇，“天国”与“梦魇”搭配虽可能刺激某些人的神经，但不妨碍一般读者的理解，“开国之惑”的名字却有些奇怪，乍一看以为写辛亥革命，翻开才知“开国”为打开国门之意。

    不过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叙述名字之下的内容。在近代史的书写史上，大部分著史者都会谈及这三个事件，如何摆布和评价它们，也几乎可以看出一个近代史文本的基本取向。比如，在近来流行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太平天国品相不佳，但洋务运动的份量却很重。蒋氏认为，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这谈不上什么进步。而曾国藩诸人虽也不能救国，却向近代化方向走了好几步。当年风靡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则不一样，太平天国作为一场“革命”意义很大，洋务运动却不过是所谓的“新政”罢了。如果画一张书写谱系，张鸣更靠近蒋廷黻一边。不过，这种史观上的特色在书中不明显，至少不扎眼。或许是因为张鸣并没有过多地讲道理，而是通过一束碎片化的故事重写历史，当历史叙事不作为社会动员工具出现，无疑更适合大众阅读。

    《开国之惑》写了鸦片战争的多个侧面。这场战争，教科书给人的印象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张鸣在历史尘埃中拈出的细节却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场国家缺位的战争。中国官府不允许百姓供应英军食物，但在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只要有利可图，老百姓就去跟英军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在当时民众眼中，不过是一场“大戏”罢了。抽离了后置的国家意识，“三元里抗英”不再是教科书说的那种人民自发的“卫国战争”，获得了新的解读：“只有在英军侵害了民众，恰好被侵害者所在地又具有比较完善的宗社组织的情况，才会遭到抵抗和反击。三元里抗英，实际上就是一场这样的反应。将这样一个特殊事件放大成一种普遍真理，弘扬为人民群众的反侵略爱国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可以将侵略者赶出去，则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太平天国》一册以32个小题目，把这场历时14年，涉及18省的“大造反”呈现出来。应该说，张鸣选择的故事新奇有趣，不但展示了太平军、清政府、洋人等多种力量之间及其内部的复杂纠葛，而且把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方面的制度作了别具一格的介绍。关注近代史的人看得出来，书中吸纳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比如，把太平天国运动从以往的阶级斗争叙述中解脱出来，赋予新的解释。“拜上帝教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阶级畛域”，“这是一个客家人的宗教”“没有土客籍矛盾，没有紫荆山的客家人，就没有太平天国”。再如，指出天国天国杂糅混乱的思想文化系统。洪秀全创造的“上帝”是一个“多子多孙的大家长”，圣母玛利亚成了“正宗的超级娘娘”。张鸣略去繁琐的考证与论证，以独到的文风把新见解如盐溶于水般化于故事叙述之中，给了读者观察历史的新视角，进而引导他们对历史作出新的思考。

    《洋务自强》仍然是许多小故事，看似断简残篇，但大多打中要穴。张鸣说，“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对于官场人士，没有什么洋务派。不干事、不担事的时候，当然可以说些空话，大话，政治正确，充满道德感的话，一旦给他外放，作了地方大员，一样会做洋务，不到万不得已，至少不会把原有的洋务事业废了。”“其实，官僚们做的，不是一个学习西方的事业，也不是一个为国求富强的事业，只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只有官营，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走不了日本最终将官营工业私有化这一步。无论这样的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税收，多少利益，从根本上有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官僚们不会干的，清流们会抨击化公为私是多么的不道德，国家财产为之损失了多少（这些企业天天亏损，国有资产天天流失，没有人看得到）。”我之所以不惜大段引述，实在是这段话是整册书的纲领所在，以此关照洋务运动时期总理衙门、同文馆、铁路、海军、工厂等诸多史事，历史就活泛起来了。而且，这段话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令人掩卷之后，沉思不止。

    这段历史，去今不远，受过中学以上教育者，对此都有所了解。读这段史书好比老戏迷听戏，这里怎么做那里怎么唱，各自心中都有一本账。“开国”之后的故事更加精彩，而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张鸣对此已有不少撰述，《武夫治国梦》《梦醒与嬗变》《拳民与教民》等均为一时热销之选。在这套书的总序中，张鸣明确反对把历史当作八卦，表示要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因此，我们不妨抱以期待，清茶一杯，且听张鸣娓娓“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