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问题绝不局限于对水流与建筑物的研究，治水离不开自然，也离不开社会。对一些现实水利问题的解答，只求助于自然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魁一表示。他是在日前召开的“水利的历史与未来”水利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科院水利史所成立80周年学术会上作了这番表述。

    在周魁一看来，“尘封的历史”静卧在那里，但它不是木乃伊，一旦被激活，就会发出照耀现实的光芒。人们应重视从中汲取智慧，事实上，科学也能从丰富广博的历史自然中淘金。“这就是水利史研究和所依据的历史思维，水利史是具有创新活力的学科之一，尤其在宏观领域。”

    如何让水利史之光照亮现实与未来？水利部参事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水利部原副部长矫勇表示，通过情景分析，把历史的极端灾害还原到今天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分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应采取的对策，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1959—1961年大旱、1972年大旱、1980—1982年大旱等，以及1999年以来华北地区持续的枯水期，但专家认为，这些旱情，干旱规模和深度无法与历史极端大旱相提并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应研究如果发生类似历史性特大干旱，我国的水资源和供水会是什么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矫勇说道。

    历史极端大旱旱情惊人。矫勇说，明崇祯年间大旱波及20个省；清同光大旱波及16个省，涉及黄、淮、海及长江四大流域，这些历史极端大旱往往形成南北同旱的局面。而且旱情历时超出想象，明崇祯年间大旱重旱时间连续跨越7年，清同光大旱连续跨越6年，往往形成灾情累加效应，“累岁奇荒”，越到后期灾情越重。不仅如此，大旱还引发连续特殊枯水年。明崇祯年间大旱，海河流域7年降雨平均减少28%，最枯年减少47%；清同光大旱，山西太原、大同等14个市县连续3年降雨平均减少33%—80%。更为严重的还有多灾同发，连续大旱往往还同时引发蝗灾，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沙尘暴等生态灾害，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如遇崇祯大旱，海河流域7年平均降雨量减少28%，地表径流量会减少多少？水资源总量会减少多少？海委分析，遇崇祯大旱，考虑南水北调供水前提下，海河流域年缺水约56亿立方米。”矫勇分析，如遇历史极端干旱，我国水资源状况将严重恶化，河道供水、水库供水、地下水供水都将面临危机，水安全面临全面挑战。

    如何应对极端干旱事件带来的水安全挑战，矫勇建议，首先要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北方地区尤其要做好减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用水方式减少用水总量。其次是严格保护好地下水，地下水是抗御极端干旱最可靠的战略水源，应全面治理地下水超采。同时，还应加快论证和实施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历史性极端干旱往往南北同旱，南水北调中线调水保证率会受到影响，因此从长江下游调水，提高华北主要城市供水保证率是必要选择，宜加快南水北调东线二期论证，力争早日建设，为抗御历史极端干旱提供水资源保障。矫勇及专家们均表示，完善水资源统一管理的科学体制，是应对水安全挑战的重中之重。

    谈及水利史研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时，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水利部原副部长胡四一指出，历史可以照亮未来，希望水利史研究进一步加强基础性研究工作，同时发挥综合、交叉的学科优势，围绕新时期水利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为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提供先进的文化依托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