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书面

    1998年3月底，我告别供职33年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南下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个多月后，即收到叶小沫奉父命寄赠我的新书《我是编辑》（叶至善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4月）。

    至善先生是名副其实文理兼通的学者、作家和出版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多年。我因长期活跃于科普领域，故同年长我25岁的至善先生时有交往。《我是编辑》问世的缘由，作者在“跋”中交代得明白：

    今年四月廿四日，我满八十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说要举行祝寿；并建议我编一个集子，交给中少社出版。我说祝寿不敢当，出本集子，我很愿意。于是花了一个半月，赶编了这本《我是编辑》。

    《我是编辑》专收近二十年来，我从事编编写写的有关文字，数一数，恰好一百篇，虽说不是全部，相差也不远了。因为内容杂，形式杂，没法分门别类，只好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排列。

    《我是编辑》全书近30万字，做得很精致，至善先生亲笔题签书名。首印2000册，不知有否重印。我觉得，全国出版系统搞编辑培训，这正是难得的上佳教材，书印得太少，成为“珍本”，实在非常可惜。遂自掏腰包请小沫代我再买20本，以便我主持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权部每有新同事报到，都能送上一册，并题字曰：“向至善老学习，与××共勉”。小沫以叶家人特有的认真办妥此事，并来信说：“谢谢您这样热心，这样真诚，也代爸爸向您致谢。”

    小沫信中尚提及一事令我惭愧。原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正为江苏某出版社主编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金苹果文库》，拟出书50种。为此，我带了一位俞姓年轻编辑向至善先生约稿，意谓新题新作固美，旧文重编亦佳。至善先生于百忙中整理出一份稿子，但与出版社几度交流，想法仍不尽一致。至善先生遂亲笔致函小俞，诚恳地写道：

    听小沫说她给您打过电话，知道您对我的稿子不太满意。不满意是对的。我自己也觉得……所以听了小沫说的，我一点儿不生气。只想凡事总得有个了结，而我又没有改弦易辙的精力和时间了。是不是这样办，把稿子寄回给我算了，就当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儿。以后我有什么稿子，觉得给您合适，还会寄给您的。我希望您有机会来看看我，好让我了解你们的工作。

    信末并附言：“稿子赐还，千万请勿付退稿费，免得更使我遗憾。至善又及。”小沫则在信中说，“爸爸这样诚心和诚恳，如果她们还要坚持改，大概不太好。我不知怎么办……您看如何。还是把稿子退回爸爸吧。”后来，出版社照办了。但我终觉愧对老人，于心难安。

    至善先生在“跋”中还说：

    这二十年来，先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科普创作方面，少儿的智力开发方面；后来，急着整理和编辑父亲的文集；近两年，又沉湎于给古诗词配上现成的曲子，说穿了仍旧是编辑工作。凡此种种，都在这本集子中留下了痕迹。

    这些话显得很平和，细细琢磨却句句有滋味，有分量。科普创作、少儿智育、先人遗墨，哪一项不是见功力的活计？给古诗词配上现成的曲子，更是谈何容易？作者之文化底蕴，思维洞见，为人处事，哪一样不值得我们后来者认真学习！

    《我是编辑》中篇幅最长的是《一个编辑读〈红楼梦〉》，其次就数作于1982年9月的《编辑科普刊物的体会》了。文中多次谈到《我们爱科学》，我读着尤觉亲切，因为自己同这份刊物有过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们爱科学》的历史，可参见依据对郑延慧的长篇访谈编著出版的《情系少儿——郑延慧》一书（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5月）。郑延慧长我14岁，我常称她郑大姐。1959年她30岁时，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有机会为少年儿童筹备一份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刊物——最后定名《我们爱科学》。她说，此刊“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社领导叶至善同志的指导”，“至善同志负责终审的特点之一是亲自修改稿件……他把修改好的稿件退还给我的时候，还要仔细地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这样那样的修改，从指导思想到字斟句酌，思路十分清晰，章法又有条有理。那一篇一篇修改过的稿件都是我自己抄清楚的。在誊抄这些稿件的时候，等于是看作文老师所批改的作文，学到的东西至今仍然有益。”

    至善先生在《编辑科普刊物的体会》中说，“《我们爱科学》的读者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的学生……它的方针任务是开发他们的智力，帮助他们学好各门基础知识，启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培养他们动手和动脑的能力”；还说“搞习题解答主要为了提高所谓的‘应考得分率’，不符合《我们爱科学》的方针任务。符合方针任务的就搞，不符合的就不搞。这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半个多世纪来，这份刊物办得很好，当初打下的基础委实功不可没。

    《我们爱科学》昵称《爱科学》。1979年7月，《爱科学》刊出我应约撰写的第一篇文字《太阳系中的蒙面巨人》，谈的是木星。以后我又按篇幅不超过两千字的要求，逐一撰文介绍金星、水星……乃至当时仍被视为太阳系第九大行星的冥王星。由于冥王星很特别，文章字数超标了。编辑觉得已无从删节，遂打算破例刊出。至善先生以为不妥，便亲自动手将拙文删到两千来字。我对删改心悦诚服，并好奇地询问这是谁改的，方知乃是“小叶老”操刀。当时人们尊称至善先生的父亲叶圣陶先生为“老叶老”，至善先生高超的编辑本领和字斟句酌的态度，正来自老叶老的主张和作风。

    郑大姐退休时，至善先生曾经感叹：“连梳着两个小辫儿的郑延慧也退休了。”而今我也已年逾古稀，想到至善先生在《我是编辑》问世之后，以耄耋之年又完成了那么多工作，真是感佩不已。常有人问我：“科普几十年，有什么感悟？”我答曰：“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为公众奉献的田野中耕耘。”我是多么希望也能像至善先生那样，再耕耘十年、二十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