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04日 星期六
淡名利躬耕杏坛
——缅怀黄祖洽院士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您失约了。

    去年8月,您在病榻上了解到用中子扫描器确定核弹头机密信息的设想,深思熟虑后认为可行。您对前去探视的院士、专家说,我们国家以后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核查难题,并表示身体康复后去中科院参加相关报告会。

    然而您没能履约。2014年9月7日,您永远离开了我们。

    您的离去让人们深为震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说:“黄祖洽先生是我国核武器特别是氢弹突破的功臣,是武器中子学研究的带头人和导师,是品德高尚学风严谨的优秀科学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辞世是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您是我国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人。上世纪50年代,您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为我国首个重水堆启动和运行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和计算工作,又组织和参与了铀水堆、石墨堆、元件堆的研究和初步理论设计,与物理学家彭桓武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60年代初,您开始了氢弹的理论预研工作,为我国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谁也没想到,您会在事业达到巅峰时“急流勇退”。1980年,意识到我国人才培养面临“断层”危机,您突然执起教鞭,出任了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此后30多年,您兢兢业业,一边进行理论研究,一边教书育人。直到年近90岁高龄,只要身体允许,您都会坚持站在讲台上。

    记得学生们有多爱戴您吗?下课后,他们总是将您团团围住,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让您有时不得不回家查资料,下次再回答。

    2004年您80岁生日那天,前去祝寿的科学家中有一些您的同事甚至下属,都被授予了两弹功臣称号,您却因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这项至高荣誉失之交臂。对此您只是淡淡地说:“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当不当功臣又怎样呢?”您是如此乐在其中、淡泊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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