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10日 星期二
积善厚德写春秋
——追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下)
本报记者 陈 瑜

    ■时代先锋

    没有庆功宴,没有功章,甚至没有一枚小小的纪念章,三代坦克研制者将人生中最精华的近20年光阴交给了一代名车,如今除了脑海里的记忆,手头留存的,只有一张祝榆生和三代坦克总师系统的珍贵合影。

    “他认为没有必要,给国家完成任务,是应尽的本分,不要张扬。”相伴左右19年的原三代坦克副总师、总师办主任傅宝玉太了解对方了。

    对事业,爱得痴迷;视名利,淡然如水,这也是祝榆生身后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土八路”到高科技兵器专家

    “你来做什么?”

    “来学习武器系统。”

    “没有这个专业。”

    “没有这个专业一样要学,我不是为了毕业来的。”

    1959年是我国坦克发展的关键年头,这一年,我国在苏联帮助下生产出59式坦克,坦克机械化的曙光初现。

    就在这一年,41岁的祝榆生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放弃任职机会,坚决要求北上,到哈军工学习。

    入学之初,他和当时政委谢有法有了上面的对话。

    在哈军工四系读书时,总参兵总部装甲兵局原总工程师姚神宝就听说,二系有个军级领导,口袋里装着学员上课时间表,挤时间和学员一起听课。后来才知道那是祝榆生。

    在哈军工,祝榆生学习了所有专业,虽然因为失去右臂,没法写作业、做试验,但他脑瓜子好使,这为以后的总师工作奠定了基础。

    读书、学习是祝榆生的一种习惯,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根据战斗需要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被称为“爆破科长”“兵工奇才”。

    30岁那年,一次组织迫击炮敌前试射时,他永远地失去了右臂,却没有动摇研发武器的决心。

    研究武器,提高武器装备性能,祝榆生对此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和喜爱。但从一名独臂“土八路”成长为兵器行业专家背后的酸甜苦辣,唯有祝榆生自己最清楚。

    担任三代坦克总师后,他家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或是和科研人员研讨技术方案和技术难题;或是独自阅读大量国内外有关坦克的技术资料。

    他一直在用超常的精力和毅力与时间赛跑,即使到了90多岁高龄,仍用放大镜坚持阅读,大学学报、兵工学报、物理学报、国外坦克专著等,不一而足。

    祝榆生不光自己学,还经常给手下人安排学习题目。

    “脑子闲不住,除了睡觉,皆处‘开机’状态;而且,似乎从来不想别的,总是装着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傅宝玉和祝榆生住得近,有时下班一起搭车回家,“在车上也不闲着,一路上都在说工作”。

    年轻人更需要鼓励和荣誉

    三代坦克研制成功后获了很多奖。

    作为总师,祝榆生绝对有资格站在褒奖的浪尖。但他却默默地退到了聚光灯外,淡然地说:“三代坦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家一起做的工作。”

    他曾被聘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特聘科技带头人”,每月补贴4000元;2005年,他又被授予集团唯一的“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对这些补贴、奖金,他都婉言谢绝。

    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党组织,真诚地“恳求”不要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宣传那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贡献的党员,他们比我更值得宣传,更有教育意义……”

    自己淡泊名利,但对身边的人,他却考虑得很周全。

    坦克研制中,他采取每个部件或系统成熟一个鉴定一个的做法,让科研人员随时获得科研成果奖项,以满足职称评定和工资调整需要。

    在科研工作历次评奖或奖励中,他首先把名誉和利益让给下属,他总说:“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鼓励和荣誉。”

    通过三代坦克研制,培育了一批人才。

    他的副手、原三代坦克副总师王哲荣,2001年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年的总体组成员李春明,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专家、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工程师。

    生前接受采访时,有人问祝榆生,一手带出一批院士、首席专家的他,为何自己却不是时,他回答:“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科学家的标准,没有专门搞过学术研究,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成就。

    三代坦克参研单位有一百多个。“要让大家心悦诚服,靠的是人格魅力。”傅宝玉说。

    “他不像一般挂名的总师,总是深入到一线。”在王哲荣记忆中,三代坦克的主要研制单位、试制现场、试验现场,祝榆生都去过。他拖着断臂,在出差的火车硬卧上爬上爬下;在荒滩野地的试验场一天跑十几个来回;在高大的坦克上钻进钻出。

    由于没有右臂,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祝榆生时常跌倒。1990年,72岁的祝榆生去包头协调有关技术问题,重重地跌了一跤,后被送进医院发现已摔断了3根肋骨。在这之前,为了不影响会议进程,他弓着背听了几个小时的研讨会。

    家人和同事心疼他,他却说:“只要能走,就一定要亲自到试验现场!”从战争中走来的他对武器可靠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作为总师,亲临试验现场和在办公室听汇报效果完全不一样。

    候鸟,是用来形容那些随季节不同而周期性迁徙的鸟类,参与99式坦克可靠性试验的人们被称为反候鸟:天热的时候往最热的地方去,天冷时必须要到达最冷的地方。

    99式坦克是在经过充分的可靠性现场试验后才定型的。

    除了高寒、高原两个地区被强行拦住,祝榆生的足迹踏遍其他试验现场。在38摄氏度的热区,他顶着烈日,仔细观察车辆的表现,并提出意见。

    宾馆洗衣物?出差没有这项补贴

    “太抠门”,因为祝榆生,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原所长、原三代坦克科研总指挥王天民背了这个“黑锅”好多年。

    担任总师时,祝榆生被授予“小三权”:人、财、物全管,手里掌握着上亿元科研经费拨款,但他却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一个简易楼里办公,一呆就是十几年。

    办公室的布质沙发是别人用过的旧品,办公桌是用旧品改造的,座椅是在一个木硬椅上放了个软棉垫。一直到1998年,他才勉强同意安装了一个噪音很大的窗式空调。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祝榆生因公出差俄罗斯多天,对于换下的秋衣、衬衣等衣物,同事建议花点钱让宾馆洗,他说出差没有这项补贴;同事要帮他洗,他说自己能行。最后,他将自带的钩子固定在墙上,把衣服挂上去,然后用左手一点一点地搓揉。研制项目结束后,他还将结余下的近2000万元经费悉数退回。

    生前司机陈明珠跟了祝榆生30年。

    因害怕在食堂吃饭得到特别照顾,祝榆生让司机每天到食堂打两个菜,一份主食,用自带的饭盒拿到办公室两人分着吃,这样连口汤都没有的午餐,他们吃了15年。

    祝榆生却说:“这样快,可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工作上。”

    尽管组织多次提出给他调换住房,但直至去世,他坚持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砖瓦楼,狭窄的空间里,旧沙发、旧书橱、旧桌椅紧紧挨着。

    临终前,老人留下令人动容的遗嘱:身后事一切从简,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走后,“霸占”了大半张床的书怎么办?

    与祝榆生共事多年的人们这样总结这位老前辈的一生:爱国爱民,爱得深沉;爱兵器事业,爱得痴迷,然而,对名利,却淡然得如一阵清风。他的爱国热诚、赤子情怀、高洁美德升华了精神,传递着感动,在这个事变时移的时代,依旧拥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科技日报北京2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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