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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成语叫“书通二酉,学富五车”。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藏书处就起名为“二酉山房”。“二酉”指的是酉水河畔的大酉山和小酉山。据传,二酉山历来为藏书之所。黄帝、穆天子都曾在此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抱书避祸,也藏书于山中,至汉初取出献给刘邦。不过,这些仅仅是传说。
十几年前,在距离二酉山五十多公里的古镇里耶,却真的出土了三万七千多枚秦简。初秋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里耶。出发前,我做了一点功课,知道“里耶”是土家语,意思是“开拓、耕耘”。这里曾是楚国西大门的军事要塞。战国末年,秦军南下,从乌江流域直入酉水流域,攻下里耶驻扎休整,再向西南腹地进军。在这里出土的这批秦简,纪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年开始,至秦王朝灭亡前两年结束,记事连续详细,为后人细致地解剖了一个庞大的秦王朝的细胞样本。
漫步在里耶秦简博物馆,有一类简引发我的兴趣,简上文字重复颠倒,不成词句,有些字还写在简的背面。这被称为“习字简”,可能是起草公文前打的草稿,也有可能是实习生练字练笔的废“纸”。对了解秦之正史,这类简的意义或许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却让历史鲜活了许多。看着这些本应扔进废纸篓的竹简,人们仿佛能感受到它们的使用者一手持刀,一手按简,聚精会神地维系帝国大厦运转的场景。
而这些人中就有历来名声不好的“刀笔吏”。古代的吏和官有很大区别。官是正式干部,是“玩政治”的;吏处在官僚体系的最底层或边缘,主要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有些还是编制外的临时工。在纸还没有发明的年代,文件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的,如果写错了,只能用“刀”刮去。因此,天天写材料的小吏们随身都带着“刀”。不过,吏的工作很多,只有那些以政法为业的才被冠以“刀笔”之称。
实事求是地说,刀笔吏是传统社会中最具实务精神和实操能力的群体之一。他们最风光的时代在秦汉。最早在史书中被称为“刀笔吏”的人就是前秦代刀笔吏,后来做汉朝丞相的萧何。当年,刘邦大军一入咸阳,众人忙着抢钱抢东西,而萧何的第一件事却是清理和接管秦王朝的文书档案。这种极有政治远见的做法,和他“于秦时为刀笔吏”的经历很有关系。
在秦汉史书中,除萧何外,张汤、赵尧也是刀笔吏的代表。俗话说,三岁看老。孔老夫子儿时模仿祭祀当游戏,而张汤小时候却抓家里的老鼠玩“模拟法庭”,还煞有其事地给老鼠写审判书,“文辞如老狱吏”。这要在现代社会,或许能炼成一位大律师。但在传统礼俗社会,“无讼”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打官司被认为是羞耻的事情,人们更愿意进祠堂找族长,吃摆酒讲人情来解决纠纷。这也是刀笔吏没有好名声的一大原因。
刀笔吏的上司多为好谈大道理的儒生,在他们看来,这些“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刀笔吏们,缺乏温裕文雅的精神修养和气质,必为刻薄冷酷之徒。司马迁算不上儒家铁杆拥趸,但他也说萧何做刀笔吏时“录录未有奇节”,这或许带有几分英雄不遇的惋惜,但应该也有对刀笔行当的不屑。赵尧的上司周昌就更甚。
有人说赵尧将来必有出息,周昌却说:“刀笔吏耳,何至是乎?”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张汤官至卿相,还遭汲黯辱骂:“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张汤后来蒙冤而死,遗产不足五百金,足见其清廉。但临死前还上书自我批评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至三公,无以塞责。”可见,即便功成名就,刀笔吏们依然摆脱不了出身带来的心理阴影。
这是刀笔吏的悲剧。但这种悲剧更深层根源在于,即便在秦汉时期,这些职业法律人也经常奉旨执法,无法把法的精神贯彻到底。以张汤为例,小时候审老鼠时有板有眼,长大后审人却以皇帝好恶为量刑准则。秦汉之后,儒生地位越来越高,儒学对法律的渗透逐渐深入。最终,在阳儒阴法的政治文化下,刀笔吏而为卿相的事几乎没有重现。到了明清,刀笔吏更是沦为了小县官的私人幕僚。
刀笔吏们的悲欢沉浮,折射出法的精神在我们民族的命运。避免刀笔吏悲剧重演,恐怕也是今日谈依法治国者所应关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