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04日 星期二
夜以继日,“卞化”成为科研常态

    由于担任科室领导职务和很多社会学术机构任职,白天经常有很多事务性工作要处理和协调,卞修武只能常年“五加二”“白加黑”,经常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甚至通宵达旦。

    几年前,他左脸突发面瘫,左眼眼睑不能控制。他就想出一个办法:用胶布将左眼的上下眼睑贴住,继续搞实验。为了搞研究,卞修武还弄丢了自己的车。一次,他为了准备申报科研课题的材料,吃住都搬进了办公室,连续3天通宵达旦整理材料。早晨,他准备开车去复印材料,才发现门外的车不见了,但为了赶材料,卞修武没能及时报案,错过了寻车的最佳时机。

    正因为这样,在卞修武的研究生们眼里,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人”,“按说我们比他年轻那么多,可就是熬夜熬不过他。”“他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每天开足马力运作,而吃饭和睡觉则更像是‘机器过热’或者‘电力不足’的时候才偶尔停下来做出的修整。”但卞修武则轻描淡写,“其实我也困,但我必须撑着。”

    记者注意到,卞修武的成功除了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还拥有比常人更强的超前意识和勇气,把一次次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他的学生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11年冬天,他的一个学生在周三实验室学术会议上汇报了一篇乳腺癌HIPPO信号通路的文章,该文章源于意大利著名实验室并已发表在《细胞》杂志上。汇报结束后,他却提出质疑,对于两个转录因子TAZ、YAP的作用有着不同见解。他认为YAP的作用绝非文章中认为的没有意义,而应该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深入研究YAP在其中的作用,肯定会有更大发现。对此,多数人都不以为然,因为《细胞》的文章往往都是以巨大工作量著称,作者敢于提出YAP作用极小,肯定是基于扎实的实验数据,而且乳腺癌与其他肿瘤之间差异明显,与卞修武擅长的胶质瘤研究也存在极大差异。

    然而,到2012年冬天,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刊登了来自MD Anderson实验室的文章,清楚阐述了YAP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结论与他的预测完全一致!

    卞修武承担了大量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此,他的学生们总是很心疼,想着要帮老师做些什么,可他每次都拒绝了,他总是坚持自己备课。经常是当他忙完一个课题申报,才开始进行备课,刚备完课就已经天亮,抹抹脸,夹着课本就上课去了。

    姚小红回忆道:“对给本科生上的课,老师可以说已经烂熟于心。可是,他每次上课前都会认真修改,特别是幻灯片,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有新东西。也正是这样扎实的备课,他能把晦涩难懂的病理学讲得妙趣横生。”

    正因如此,他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他的门下,并且留下来,充实到他的科研团队中,他也因此获得了军队院校育才金奖。

    平轶芳曾是一名专升本的学生。在听了卞修武的课后,她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可是很多导师并不喜欢招收专升本的学生,觉得他们基础不好。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卞修武。听完她的想法,卞修武鼓励她说:“只要你选择了这条路,并能一直坚持下去,那么不管你以前基础如何都没有问题。”事实证明,卞修武独具慧眼。2004年加入团队以来,平轶芳以“肿瘤干细胞与血管新生”为研究方向,逐渐成长为科研骨干。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肿瘤干细胞触发和参与血管新生的“三通路”假说就是主要由她和姚小红发现并完成的,而她也成长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和中国病理研究杰出青年奖获得者。

    余时沧是第三军医大学2002级硕博连读研究生,师从新桥医院呼吸科钱桂生教授。攻读博士后时,他的导师就极力向他推荐卞修武。同时,他的爱人也向他推荐了卞修武。当时,余时沧就想,“能得到一老一少这么认可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带着好奇,他来到了这里,亲身感受到了卞修武的人格魅力:细心、严谨、和蔼。他看到,对每一名学生,卞修武都会手把手的去教,大到专业知识、课题的方向和思路,小到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甚至是一张幻灯片是否美观,他都会认真指导。

    “记得有一次我做的幻灯片图很大,字很小。卞老师当面给我指了出来,告诉我幻灯片就相当于研究人员的脸面,必须要注意细节,把握美感。”余时沧说。

    出于对卞主任的崇敬,和对医学科研的热爱和追求,他放弃了回到临床科室做大夫的机会,回绝了某军队医院做临床科室主任的邀请,扎根医学基础科研。做研究以后,余时沧每天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经常和卞修武通宵讨论实验、修改论文。如今,他已是这个973项目第三课题组的学术骨干之一,并独立带领一个研究组,对肿瘤干细胞的侵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卞修武爱好很广泛,想当年也是一位文学青年。他最得意的文章是一篇自己的作文,名为《沛滨之秋》,读来感人肺腑。然而,从事病理研究之后,他便只有科研这唯一的爱好了。如今,他也在不断影响着他的同事和学生。

    记者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华人刚刚移民到欧洲,买了一处房子需要装修。这天,开始刷墙。那位刷墙工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4点,整个房间几乎刷完了,就剩下门口巴掌大的一块墙没刷。刷墙工一看已经4点了,于是收拾东西就准备下班。华人奇怪地问道:“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你不刷完吗?”刷墙工回答:“对不起,我们到点必须下班,我还要回家和家人团聚。”“我可以付加班费。”华人说。“你给再多钱,我也不干,再见。”刷墙工坚定地回答。

    刷墙工的故事其实是欧美国家工作习惯的一个缩影。在欧美国家,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绝大部分人到点就下班,绝不会去加哪怕一分钟班。在国外生活惯了,刚回到国内的钱程、崔有宏、张厦等人十分不习惯卞修武这个团队的工作模式——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达旦。

    “为什么下班了还要开会?为什么下班了大家都不回家?为什么要占用我们的休息时间?”一段时间里,几位“海归”对卞修武表达了各种不满,抗议这种“不人道”的行为。然而,卞修武却说:“我们也不想加班,但是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过去的科研基础弱,如果笨鸟还不先飞,就会永远落在世界的后面。”

    “海归”们理解了卞修武们为科研献身的情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也“拖班”了。慢慢地,他们也开始习惯了晚上开会,开始习惯了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达旦……

    这些年,所有团队成员们都被改变了。平轶芳说:“以前我们只在白天工作,但是在卞老师的影响下,晚上都会工作,而且第二天也会正常来上班。这本来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现在到我们实验室来看,晚上12点都会灯火通明,干活的人很多。”

    由于科研工作繁忙,姚小红只能每天最早上班、最晚休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想孩子的时候,就让丈夫把孩子抱来科室,凑合着看上几眼;每天晚上回到家,孩子早已入睡,只能静静地看看熟睡的孩子。

    经常加班的平轶芳也时时会觉得愧对女儿。记得有一次她下班早,回到家中,对4岁的女儿说:“今天晚上和妈妈一起睡吧。”没想到女儿竟然说:“妈妈,都是姥姥在养我,我跟姥姥一起睡。”“姥姥不是才打过你吗?”“那是我犯错误了,我不跟你一起睡,你每天那么忙,我都看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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