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峰

    ■桂下漫笔

    1903年，梁启超去美国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各大城市，他发现西方人有“来复日休息”的制度，对此大感兴趣，大发了一通议论：“来复日休息，洵美矣。每经六日之后，则有一种方新之气，人之神气清明实以此。中国人昏浊甚矣，即不用彼之礼拜，而十日休沐之制，殆不可不行。”

    看到此，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所谓“来复日”，就是现在所说的“礼拜天”。在梁启超看来，“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休息者，实人生一要件也。”因此，西方人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制度十分科学。他还说，华人开个小小的商店，动辄用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而西方人的商店，只需一两个人打理。而且，西方人每天只做八小时工，一到礼拜天就休息。中国商店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终日忙忙碌碌，也没有礼拜天，但生活却不如西方人富裕，就是中国人过于劳累、倦气丛生的缘故。

    其实，梁启超所说也不十分准确。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些洋学堂中已经零星实行过礼拜天休息的制度。不过，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洋教习的作息习惯，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学生想连轴转地学，但洋人老师却不愿牺牲星期天做雷锋，所以只好给他们放假。比如，福州船政学堂规定，洋老师所教的班级的学生随同老师在礼拜天休息，而中国老师任教的班级则不休息。进入20世纪，清政府的各部门以及教育系统就开始逐步推行礼拜天休息了。到1911年，清王朝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全部实行了星期日制度。不过，没过多久，清政府也在革命炮火中彻底休息了。

    或许由于政局不稳，星期天休息，在民国头几年实行得并不好。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曾是少年毛泽东“小伙伴”的萧子升又一次发出了梁启超式的感叹，他说，“西人星期日不做事，尽兴游息，然及做事则聚精会神，不或稍苟。吾国人最大弊端，即做事与不做事，往往分不清楚。要做不做，不做之做，萎靡苟且，不见精神，至于星期日亦然。往往要休息而不休息，不休息而休息。”他说，这就是中国人缺乏“星期文明”的表现。

    萧子升把过一个礼拜天上纲上线到“文明”的高度也有点过。中国人虽然不在“礼拜天”搞宗教活动，但休息制度古已有之，这就是上文所引梁启超话中提到的“休沐”。《史记》、《汉书》中都有公务员5日一“休沐”的记载。工作5天之后，休息一天，洗洗澡，放松一下。唐宋时期，休假制度改为“旬假”制，也就是上班10天休息1天。除了正常的公休日，还有节日休假。从汉代开始，就有“至日”放假的传统，也就是冬至、夏至都可以放几天假。而且，碰到皇帝、神佛等天上地下的重要人物生日，还可享受额外的假。据统计，唐代的假日总天数在50天以上，而宋代更达到过70多天。

    当然，哪个朝代都不缺自愿“五加二”、“白加黑”的“模范”员工。《汉书》里记载了这么个故事，西汉时期，有一次逢到“至日”放假，官员们纷纷回家休息，有个叫张扶的却不肯休息，要坚持上班。不料，他的领导薛宣不但没有表扬，更没有号召全体干部向张扶学习，相反，他与张扶进行了诫勉谈话。薛宣是这么说的：“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因此，作为一个官员，应该和大多数人一样，节假日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准备几个好菜，邀请街坊四邻吃吃饭、聊聊天，这样才对呢！

    张扶可真生错了时代，偏偏生在生机勃勃的汉代，他若生在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期，一定能成为感动帝国的先进人物。明清两朝格外强调官员对皇帝的个人义务，什么家庭团聚、天伦之乐、朋友之情，与全心全意为皇帝服务相比全都不值一提，因此，法定节假日也随之大大减少。明初只有元旦和冬至两个节日放假，永乐年间才勉强加了个元宵节。而清代的节假日也不过20多天。

    一个时代的节假日设置，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汉、唐、宋三代，是中华文明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陈寅恪先生甚至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恐怕与给予了人们充分自由支配的时间密不可分。

    可见，休假不休假，这还真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