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人员总量国内领先，但60%集中在科教事业单位，企业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多”，“创新资源碎片化，上下游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协同难度较大”。

    在对江苏转型发展进行了数轮调研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党组成员、科技厅厅长徐南平袒露心声，“必须做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篇大文章”。

    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让他更加相信，“江苏今后的改革，要继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5年前，这位当过校长、办过企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调任江苏省省长助理。两年后，他又兼任了江苏省科技厅厅长。从那时开始，在江苏这个中国科教资源最密集的省份，在省委省政府的顶层设计之下，针对经济社会转型的诸多难点，一场由科技领域发端深入经济主战场的战役打响了。

    对于这场战役的迫切性和艰巨性，在两年前“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省政府明确指出：江苏既是工业大省，又是资源小省，扬科教人才之长，避资源禀赋之短，以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以创新驱动破解发展动力约束，成为关乎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

    该管的一管到底，不该管的果断退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徐南平的思路更加清晰。尽管在过去五年里，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位居全国前列，但他依然认为，江苏的科技体制改革还在路上，今后要更加遵循创新的规律、市场的规律，把创新活力更好更大地释放出来。

    把政策重心放在释放创新活力上

    过去一年多，教师们创办了三四十家公司，这是乔旭始料未及的。他抹了一把脑袋，“在这之前的十年里，老师们办的企业也就是这个数”。

    数字的对比让这位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感触良多，“还在2004年时，学校就鼓励科技人员办企业了，但这和当时的大环境是不大相符的。一直以来，关于高校教师办企业的议论很多，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做”。

    这种担忧几乎弥散在全国所有高校院所内，久而久之成为压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一块顽石。不过，让乔旭感到庆幸的是，南京成为第一个公开吃螃蟹的。

    2012年正月初九，由江苏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的“科技九条”正式亮相。这个条文明确规定了高校教师可以自由创业，职务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拥有。

    “南京科技创业的春天来了！”时至今日乔旭依然认为，“‘科技九条’完成了一次突破，那就是按照市场的方式来配置科技资源。”

    “科技九条”发布时的南京，可以说是“一座尚未充分开发的富矿”。2011年，新任市委书记杨卫泽上任伊始就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调查发现，南京地区有两院院士79人，在校大学生79.34万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60家，各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6家，但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只有44%。

    在和高校院所代表的座谈中，杨卫泽获知，原有政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科技创业者身份的后顾之忧”“科技人员与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等成了疑难杂症，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被束缚住了。

    “科技九条”就是“尚方宝剑”，针对这些多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江苏省相关部门联合南京发起了一次改革。在这些改革者中，杨卫泽的话很具代表性，“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的，都要敢于创新，勇于尝试；凡是在别的地区行之有效的，都可以拿来借鉴，进行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再创新。”

    这次改革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认为，让“沉睡”的专利走出故纸堆，“科技九条”直面问题，改革的决心很大。反对者则认为，“人都出去了，学校怎么办？”“拿职务发明出去创业，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各式各样的争论，徐南平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大家理性看待这次改革，允许尝试”，“在大家意见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时候，要敢于先行先试，这就是改革。”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江苏省统筹规划下，在“科技九条”之后，新一轮改革随即展开。这一次，矛头直指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今年2月，江苏省科技厅，省人才办，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在宁高校与南京互动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支持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和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两家第三方评估单位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包括4类一级指标，人才服务、科技服务、载体建设、综合评价。

    “把教育厅拉进来，在全国首创校地互动‘打分’，这就让高校为地方服务的意识更强了。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教育部或者更高层级的改革。”在南京市副市长罗群眼中，所有这些改革，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创新回归市场。

    作为江苏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徐南平意识到，“科技九条”只是一个侧影，在校园里激起波澜的同时，另一项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正在全省推开，只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是企业。

    运用普惠制的政策支持企业创新，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通行做法。江苏把落实政策作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抓手，甚至是第一抓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可获150%所得税税前抵扣。如今，这样的认识已在江苏蔚然成风。

    沿着这个为创新企业免税的思路，在2011年“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工作会议”上，江苏进一步把政府的发力点进行了调整——把投入的重点更多地放到支持应用研发和成果转化上，把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更多地用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上，把财政补贴更多地用于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开发上。

    所有这一切，无一例外都在以财富效应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

    “企业创新，政府免税。去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政策的抵税减免额达到202亿，首次超过了财政科技经费对企业的支持。”徐南平说，“这意味着江苏正在把激励政策的重心放在释放创新活力上”。

    进退有度，做遵从创新规律的有为政府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盛刚亲身经历了一个政府“理性退出”的“故事”。

    “现在，对于领军人才的投资，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政府不再插手了。”作为苏州元禾控股副总裁，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条件成熟了，政府也越来越理性了”。

    原来，他所在的元禾控股，原名苏州创投，是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国资投资公司。因为披着“政府外衣”，苏州创投经常难以向商业风投一样，更多地遵从市场规律来选择投资。

    在风投看来，投资有两种：赚取最大利润的是“聪明钱”，反之则是“傻瓜钱”。像苏州创投这样的官办创投，在一些人眼里常会扮演“傻瓜钱”的角色。

    在三年前的采访中，苏州工业园科技局局长张东驰略带调侃地说，“苏州创投打着政府烙印，对于科技领军人才的投资，就不能在回报上斤斤计较。”

    那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苏州创投都必须按照政府的意愿对领军人才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是国资公司，而领军人才是政府想要重点支持的。

    客观地讲，保证领军人才得到投资的做法，对于那些短期难见效应但长远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企业，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由于“政府之手”的干涉，也为官办创投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有朝一日，如果要为这种可能违背了市场规律的行为埋单，官办创投可能会难以自拔，自然也就无法承担为本地企业输血的使命。

    “其实，投资带有很强的本地属性，资本大多是从发现本地种子起步的。如果超过了服务半径，风投难以为企业服务，受益也难以保障。”在盛刚看来，如果能够卸下官办创投的枷锁，可能更有利于为本地企业服务。

    经过几年的探讨，盛刚的梦终于实现了。去年，苏州工业园把“保证向领军人才的投资”的使命从苏州创身上投剥离出来。当然，这时当地已经诞生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科技型企业队伍，而各地资本闻风而来在此形成了很强的集聚效应。

    “我们看中的就会投资，没看中的不投，政府也不再干涉。”盛刚说，“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我们成立了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联合国家开发银行等成立了母基金，如今吸引了30多家投资团队入驻，管理着400多亿的资本。这些都为本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其实，政府重点关注领军人才本身没有错。”苏州工业园中华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沈晓明说，在把“政府之手”从苏州创投收回来的同时，苏州工业园把投资领军人才的职能赋予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我们是2009年成立的事业单位。从去年开始，没有社会化资本跟进的领军人才创办的企业，都由我们负责投资了，但单笔投资不超过650万元。”沈晓明说，“这一变化，说明了一点，什么是政府该管的，什么是企业该做的，这里的分工更清晰了。”

    “政府之手”从苏州创投的日常经营中撤出来，不等同于是在削弱政府的力量。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在创业成熟期投资赚快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在创业的最前道环节，失败可能最大，市场资金在这一环节往往“失灵”，不愿介入。这个阶段，正是政府发力的点。

    对于这一点，徐南平内心非常清楚，他知道，在江苏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像苏州一样，随着产业链的强健形成完整的资金链。“去年，江苏创投的盘子有1000亿，但实际发生的投资只有98亿。”在他看来，“创投的本钱有多少没有关系，关键是投了多少，在科技与金融的鸿沟之间，是市场失灵之处，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

    “按照中央关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针对江苏科技金融发展现状，我们要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方法，加大风险补偿比例，通过省、市、县联动，逐步构建百亿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徐南平说，“我希望，能以100亿的资金池，撬动1000亿的社会资本，服务上万家科技中小微企业”。

    让科技资源向基层、向企业、向市场转移

    福斯特副总潘建军，正感受着来自“科技镇长团”的能量。

    “在光伏产业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和苏州大学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共同研究锂电池材料。”他说，“企业之所以能和大学联姻，主要是科技镇长团搭的桥。”

    原来，福斯特地处常熟市辛庄镇，和光伏巨头阿特斯相隔不远。自2009年成立以来，福斯特一直给阿特斯提供光伏材料，并快速赚得了第一桶金。

    不过，随着“双反调查”和产能过剩，我国光伏产业从过山车的顶端下降到了谷底。这时候，巨头企业还能在维持生计的同时期望春天，很多小企业就没有能力继续支撑了。

    “我们的企业在乡镇，这里有产业。在光伏产业扩张期，我们傍着业界‘大款’就能发展了。现在，光伏遇到困难了，我们要转型，却没有多少科研人员。幸好，我们这里有科技镇长团。”潘建军说，“我们这次共建实验室，就是上一批科技镇长团团员牵头的。”

    潘建军所说的“没有多少科研人员”，正点中了我国创新资源配置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各地区创新资源的形成，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科教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在国家、省部所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特别是县以下中小型民营企业，几近一片荒漠。相比西方发达国家90%创新资源聚集在基层、聚集在企业的“金字塔”结构，我国创新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倒金字塔”。

    “科技镇长团”的出现，正是要把错位的“金字塔”纠正过来。

    2008年4月，徐南平结束苏州副市长的挂职，调任江苏省省长助理。此前他曾任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还办过企业。“官产学研”的经历，让他很快找到了江苏发展的症结：

    一方面，江苏县域经济占据半边天，但基层科技体系不够完善，科技工作人员不足，科技资源难以散到乡镇这个“神经末梢”，这成了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障碍。

    另一方面，江苏科教非常丰富，但在现有科研考核体系下，高校教师的科研更多体现在写论文上，很难下到基层去，和企业、和市场进行结合。

    于是，徐南平提出了“科技镇长团”的设想。

    按照流程，“科技镇长团”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科技厅配合，向江苏高校发函，教师自由申报。经过高校推荐后，教师和乡镇“双向选择”，达成一致后到乡镇担任副职。

    而且，和以往的挂职干部不同，“科技镇长团”没从财政上获得多少受益，也没和个人职务升迁直接挂钩。所以，愿意从高校到基层的科研人员，都是想要来做事的。

    由2008年10月起，江苏从辖区16所高校中挑选出17名教学科研骨干，到苏南地区常熟市的14个乡镇担任党政副职。由此开始，“科技镇长团”在常熟推行了5年，如今已在江苏全省乡镇中推开。

    “让科技资源向基层、向企业、向市场转移，符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常熟市长王飏说，背靠高校、面向市场，立足乡镇、服务企业，5年来，“科技镇长团”已帮助常熟和80多所高校结缘，企业和高校进行产学研项目300多项。

    而在卸任“科技镇长团”之后，很多团员成了高校和基层产学研合作的纽带，还有不少人带着科技成果在乡镇创业。这些都改善了基层科研人员缺乏的困境，也让科研人员把创新和企业、市场联系在一起。

    把颠倒的“金字塔”再颠倒过来。几年来，江苏用了一套“组合拳”，形成了千军万马下基层的局面。

    注重优化科技力量布局，首创的科技镇长团、企业院士工作站、企业省级博士后工作站、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推动千名科技管理干部、万名研究生、8万多名专家教授常年活跃在基层和企业一线。

    注重打造长效合作平台，形成“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洽谈会”、“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两大工作品牌，新建中美科技创新园、中芬纳米创新中心等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载体，组建“校企联盟”超过8000个。

    让科技资源向基层、向企业、向市场转移，这几年，江苏每年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1万项。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徐南平说，“对于江苏来讲，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形成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体制机制是市场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更高起点、更高水平谋划创新型省份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构建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