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 将新闻进行到底

    编者按

    当器官捐献和金钱利益发生纠葛时，必然会引起人们强烈争议。人类的行为大多是各种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但是也有一些超越了市场交易的经济法则。器官捐献，正如字面所言来自于“捐献”。而且，让人颇有悲悯之感的是，这种行为是在捐献者离世那一刻发生的。

    所以，当这件事情有任何蛛丝马迹显示可能有人从中牟利（不论是部门利益还是个人利益）时，都必然引起舆论强烈反弹。以爱心开始，以生意结束？没有人会相信这会可持续下去。

    当前科学的发展水平，固然还不能提供人造器官解决源头问题，但是已经足以搭建一个信息系统，使整个捐赠、管理、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公开、透明。

    此前已遭遇信任危机的红会再次被淹没在口水中。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江苏等多地红十字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每成功进行一例器官移植,医院一般要向地方红会捐款10万元,而且相关账目从未公开过。

    人体器官捐献2/3资源被控制？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成为部分机构牟利的工具？这一新闻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新闻缘起——

    红会掌握器官资源？

    事实上，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依托于红会建立。从深圳市红会官方网站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组织结构图显示，由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各省市级人体捐献办公室均设在同一级别的红会。

    2010年，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下发《关于印发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通知》。“这个文件详细列出了红会在人体器官捐献中的职责，包括宣传动员、器官捐献登记、救助、见证器官捐献、缅怀等。” 深圳市红十字会救护及青少年部部长林瑜告诉记者，但是红会的人不会参与器官摘取及移植的过程，更谈不上垄断资源。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在介绍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共有器官协调员203名，其中只有50名属于红会工作人员，其他人员都来自各地器官移植医院。协调员通过各自医院构筑的网络，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报备给各地中心；同时，告诉给来源上述网络的OPO（器官获取组织，一般从属于器官移植医院），由OPO通过分配系统进行分配，协调员全程见证。器官移植医院把等待移植患者信息录入全国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形成等待者名单，最终大约有1/5的潜在捐献者能够实现器官捐献。

    林瑜告诉记者，虽然有一些器官捐献登记者，但目前人体器官来源主要还是医院。“协调员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奔波在各大医院，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然后与医院的OPO联系。”

    此前的媒体报道称，协调员在选择哪家医院的OPO时或有利益上的考虑。“我们有三个协调员，为了便于管理，每个协调员对应一个OPO，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林瑜说。

    “公众质疑的是我们为什么会重点选择几家医院的OPO合作，这一方面因为是它们主动找我们的，另一方面（从移植的效果考虑）我们会优先选择本地医院。”她进一步解释道。

    ——核心关注——

    如何实现“无人为干预”的器官分配

    正是为了落实《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要求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器官分配原则，由香港大学受原国家卫生部委托研发的一个自动化计算机系统，即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于2011年4月在全国164家器官移植医院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医学数据作为唯一排序原则，对每一个完成捐献的器官，执行自动化的，无人为干预的分配。

    据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赵明教授介绍，在移植科等候的患者都需要在这个系统上登记排队。“合适的供体越新鲜，移植效果会越好。”他解释称，所以，一般来说，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若有患者捐献供体，在该院优先使用，不合适的马上由系统就近调配给本地区其他医院，若本地区无合适者再进行跨省交流。

    此前有媒体引用今年5月在深圳召开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上的报告数据称，全国三分之二的捐献器官未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分配。“正如刚才我所说的，协调员的工作只到捐献见证为止，根本不参与分配，所以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为什么没有进入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官方为什么不能强制规定必须全部进入系统呢，这个板子不能打在红会身上。”林瑜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协调员没有账号，只有OPO有账号，有权分配和共享，资源掌握在红会手中一说并不成立。

    “其实抵制系统的不是我们，而是医院的主任们。” “部分未通过系统，这个信息谁知道，貌似只有这些移植医院在操作并且知情。”在各地协调员交流的QQ群里，他们和公众一样，做着各种猜测。

    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计委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对此的解释是，器官捐献一直在做试点，分配系统也一直是在做试运行，不可能所有的都纳入到系统之中。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工作人员给媒体的答复是，不少医院不愿意使用这个系统，因为担心花费了很多精力获取到的器官，在自己医院排队的患者却得不到，要分到其他医院去。

    但邓海华称，目前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稳定运行，即将在全国正式运行。国家卫计委将同步出台《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的暂行规定》，强制所有的捐献器官都通过这一系统分配。

    ——专家建言——

    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

    由于涉及人的生命以及道德伦理问题，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艰难前行。

    记者三年前采访的一位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领域里积极践行者此次却在电话里说：“最近两年我不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事了，这里面太复杂，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有很多问题。”

    “协调员去医院放展板，导诊台的护士都能把我们撵出来，说白了，协调员就是谁都能‘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部门给我们的支持能有多少？”林瑜说，因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体制的不健全，器官捐献在国内开展的举步维艰。红十字会无任何行政命令权力，往往因医院的不配合或是家属的不同意就让协调员多日甚至几个月的辛苦工作落空。

    同时，在机构方面，目前只有天津市设立了省级管理中心，绝大多数未设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办公经费难以筹集；在法律方面，可依据的法律只有2007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对红会开展这项管理工作，只提出了“依法参与器官捐献宣传等工作”。对器官捐献的获取、分配与共享等工作，没有更多的法规来支持。

    而高新谱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隶属于器官捐献管理部门管理的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见证作用不可替代，这也是整个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设计，此外，今后将参考国际经验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逐步推动OPO从移植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他说，在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央编制办批复等文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被赋予了协调员资格认定的权力，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此外，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下承建的“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该系统由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近期将开通公众线上报名功能。

    同时，红会及管理中心将对器官捐献体系进行完善。具体包括几项内容：今年年底前争取所有省份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推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对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进行明确和细化，同时积极推动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实现器官捐献信息全国联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