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

    文·张楠之

    3月1日起，《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城市综合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规定，城管、公安等“大城管”相关执法部门不得欺骗、引诱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对违反规定“钓鱼执法”的，将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反规定进行“钓鱼执法”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将这些以条例的形式明确下来，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相信“钓鱼执法”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序上得到遏制。但是，这样的处分或追究，是对结果的处罚，而不是源头的堵漏。

    “钓鱼执法”行为之所以存在，一是因为相应的执法部门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或者至少是“笼子”关得不够严，使其有机会将其权力滥用；二是因为“钓鱼执法”背后有利益的驱动，或者是借此达到敛财增收的目的，或者是借此达到制造政绩的效果。而即使执法者有滥用权力的冲动，即使执法者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如果相应的执法程序不存在漏洞，“钓鱼执法”若想实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就是说，正是在滥用权力、利益驱动和程序漏洞的多重作用之下，“钓鱼执法”才得以滋生，并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大行其道。那么，相应的，要想遏制、消除“钓鱼执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入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消除执法者借权力敛财的冲动，堵住一切可能滋生权力滥用的程序漏洞，而不是仅仅加强对违法违规结果的处罚。否则，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心怀不轨者总会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铤而走险。

    整治“钓鱼执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所涉及的问题，绝非查缺补漏那么简单。比如，“钓鱼执法”属于非法取证行为，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判定执法对象是否违规违法的依据呢？按照现代法律理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现实是，很多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证据仍然被当作了证据，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遭遇“钓鱼执法”的人选择忍气吞声的原因所在。

    一些“钓鱼执法”中的被执法者，其行为本身可能就游走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缘地带，甚至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非法获得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他们在遭遇“钓鱼执法”时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就会本能地选择沉默，以求自保。如此一来，很多“钓鱼执法”行为就很难被曝光，一些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冲动也就很难被遏制。

    “钓鱼执法”暴露出的法律、程序短板绝不止于“钓鱼”本身，所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在程序上查缺补漏固然重要，更新法律理念，注重结果正义的同时更注重程序正义同样重要。